英超前鋒亞歷山大?伊薩克和約安?維薩的轉會雖未鬧到“撕毀合同”的地步，整個夏窗歐洲俱樂部總投入也接近80億英鎊(約合108億美元)，但從南非冠軍馬梅洛迪日落轉會至西班牙乙級聯賽球隊萊昂內薩文化的盧卡斯?里貝羅，才是所有轉會中最耐人尋味的一筆。

從全球影響力來看，這甚至可能是自1990年敦刻爾克隊引進讓-馬克?博斯曼的交易告吹后，最具里程碑意義的轉會。因為就像這位前比利時U21隊長因“催生現代轉會體系”而聲名遠揚(1995年博斯曼法案允許合同到期球員自由轉會)一樣，里貝羅或許會成為“顛覆這一體系”的人。

這位26歲的巴西球員在8月1日告知馬梅洛迪日落，自己將終止尚有3年期限的合同;8月31日，他與萊昂內薩文化簽下一份為期1年的合約;9月11日，里貝羅及其新東家請求國際足聯(FIFA)出具跨國轉會所需的“國際轉會證明(ITC)”，次日便獲得批準。

由此，這位前鋒成為首位“利用拉希納?迪亞拉去年在歐盟法院(ECJ)勝訴成果”的球員。迪亞拉的勝訴為球員“撕毀合同、轉投預算更高、規劃更好的俱樂部”打開了一個缺口，現在只需要有人推開這扇門，邁出第一步——里貝羅就是這個人。

1、為何迪亞拉勝訴意義重大?

如今40歲的迪亞拉職業生涯漫長且戰績斐然，曾效力于切爾西、阿森納、皇家馬德里、巴黎圣日耳曼等俱樂部，還為法國隊出場34次，2019年退役。

但在2014年，迪亞拉因“違反合同”被莫斯科火車頭解雇，這家俄羅斯俱樂部將他告上國際足聯爭端解決委員會，索賠巨額賠償金。

國際足聯仲裁小組裁定，迪亞拉“無正當理由違約”，需向火車頭支付1050萬歐元(約合920萬英鎊、1240萬美元)，同時對其處以15個月禁賽。迪亞拉隨后向體育仲裁法庭(CAS)上訴，但僅爭取到小幅減罰。

在此期間，比利時球隊沙勒魯瓦曾試圖簽下迪亞拉，但意識到“火車頭也會追究他們的責任”后選擇放棄。——這一做法符合國際足聯《球員身份及轉會條例》(RSTP)第17條規定。沙勒魯瓦甚至可能面臨“轉會禁令”等體育處罰，該條款還禁止相關足協為其出具注冊迪亞拉所需的國際轉會證明。

2015年，迪亞拉最終加盟馬賽，重啟職業生涯，但同時對國際足聯和比利時足協提起法律訴訟，索賠600萬歐元“誤工損失”。這場始于比利時法院的糾紛，最終被提交至歐盟法院。2024年10月，這家位于盧森堡的法院作出裁決：迪亞拉勝訴，國際足聯的規則違反歐盟法律。裁決指出，國際足聯規定明顯“偏袒俱樂部”——它讓球員違約的風險極高，而俱樂部違約的成本卻低得多：

以迪亞拉為例，國際足聯裁定他賠償的金額，基于“火車頭尋找替代者的模糊估算”，卻未評估“火車頭解雇他后節省的開支”。要知道，火車頭完全可能用青訓球員替代他，而后者薪資僅為迪亞拉的零頭，所謂“損失”何在?

反觀俱樂部，它們頻繁違約，卻只需支付“仍欠球員的工資總額”——前提是球員有精力和財力將案件提交國際足聯。

更關鍵的是，第17條還試圖通過“默認追責新東家”來抑制所謂的“球員權力”：條款默認“試圖簽下違約球員的俱樂部協助其解約”，需承擔連帶責任。這也是沙勒魯瓦被警告的原因。歐盟法院的5位法官一致認為，國際足聯的規則“失當、不透明且存在明顯歧視”。

2、勝訴之后發生了什么?

后續動態“動靜很大，卻又沒什么實質進展”。國際足聯承認了歐盟法院的裁決，在今年1月轉會窗前發布了“微調后的臨時版RSTP”，并表示將啟動“全面咨詢流程”——該流程目前仍在進行中。

事實上，國際足聯近期剛分發了“RSTP修訂草案”，附帶33頁解釋說明。但幾位律師告訴《競技報》，草案仍存在問題：“臨時規則比舊規則好，草案又比臨時規則好，但仍未完全符合歐盟法院的裁決。就像紳士從不奔跑，只會緩步前行——改進速度太慢了。”

全球球員工會(FIFPro)曾支持迪亞拉的案件，對歐盟法院的裁決表示歡迎，并立即宣布“希望與國際足聯協商制定新規則”。同時FIFPro警告，在新規則出臺前，“希望解約的球員應先咨詢本國足協”。

今年8月，阿姆斯特丹一個名為“球員正義(JfP)”的組織，在荷蘭地方法院對國際足聯及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荷蘭的足協提起集體訴訟。該組織稱，因國際足聯“不合理規則”，超10萬名球員的潛在收入損失了約8%。

與此同時，迪亞拉仍在通過比利時法院追討個人賠償金。他通過律師事務所官網發表聲明稱，自己之所以能“頂住國際足聯的壓力”，是因為職業生涯中積累了足夠財富，但他決心勝訴，是為了“所有嶄露頭角卻不知名的球員——他們沒有財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在真正的法官面前挑戰國際足聯”。當然，還有他希望獲得的6500萬歐元賠償金。

對此，國際足聯拒絕置評。

3、為何只有里貝羅敢打“迪亞拉牌”?

簡單來說，若你對全球足球的雇傭規則有異議，最好的選擇是聯系讓-路易?杜邦——里貝羅的律師，恰好也是博斯曼和迪亞拉的律師。此外，他還在為上述集體訴訟提供咨詢，顯然一直在尋找“能抓住迪亞拉勝訴機遇的球員”。

上賽季，里貝羅是南非聯賽的最佳射手(16球)和賽季最佳球員;今年夏天世俱杯對陣多特蒙德時，他打入的首球還被評為賽事最佳進球。

因此，其他俱樂部注意到他并不奇怪。杜邦稱，馬梅洛迪日落拒絕了“遠高于球員估值”的報價，卡塔爾頂級聯賽球隊就是感興趣的買家之一。而里貝羅與萊昂內薩文化簽下1年合約，也絕非偶然——這家西乙俱樂部由卡塔爾阿斯拜爾學院控股。

“我有正當理由終止合同，具體細節將在國際足聯足球法庭上說明，”里貝羅通過杜邦的律師事務所發表聲明，“根據迪亞拉案的裁決，我與前俱樂部的糾紛，不會影響我安心繼續職業生涯。”

他還解釋，與迪亞拉的情況不同，“欠馬梅洛迪日落的任何賠償金，都只是我與他們之間的事，我的新俱樂部不會面臨任何紀律處分”。杜邦在確認里貝羅轉會西班牙的聲明中，也強調了這一點：“里貝羅與馬梅洛迪日落的糾紛是非曲直，將首先由國際足聯足球法庭審理裁決;若有必要，可上訴至體育仲裁法庭。這些法律程序將平穩進行，絕不會影響里貝羅在西班牙從事職業足球的權利。”

杜邦的最后一句話，或許最能解釋“為何沒人敢跟風嘗試”——盡管誘惑十足。他承認：“此類訴訟預計將持續1到2年。”

國際律所OnsideLaw的合伙人史蒂夫?拉夫雷如此解讀：“迪亞拉的勝訴意義重大，但其確切影響尚未完全顯現。不過，這并不意味著球員突然獲得了‘無視合同、隨意轉會’的絕對自由。法院也承認，俱樂部需要陣容穩定性，因此‘對違約球員處以處罰’的核心邏輯并非天生不合理——問題僅在于國際足聯現行規則‘越界了’。若球員強行違約轉會，他(在某些情況下還包括新東家)仍需向前東家支付賠償金，但金額可能會低于舊規則下的標準。”

“目前爭議的焦點是，‘根據歐盟法律，如何計算公平且合理的賠償金額’——球員們可能在等待更明確的標準，才愿意測試新規則。”

根據國際足聯的RSTP修訂草案，“球員違約的賠償金額”將基于“合同剩余價值減去球員在新俱樂部同期的收入”;而“俱樂部違約的賠償金額”，雖仍以“尋找替代者的成本”為基礎，但要求這些成本“合理、可比、具備經濟合理性”，且“由違約直接導致”。

此外，正如拉夫雷所指出的，“通過‘迪亞拉式途徑’簽下球員的俱樂部，仍可能被處罰——但前提是能證明它們‘誘導球員違約’”。

4、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用歐盟法院裁決中的表述來說，國際足聯是一個“私法協會”，而非政府——它不制定雇傭法，只是遵守雇傭法。但正如前文所討論的，體育行業有其特殊性，因此在合理范圍內，國際足聯會獲得一定“靈活空間”。

不過，有一種方式能讓它獲得“無限靈活空間”——看看北美職業體育就知道：運動員通過“集體談判協議(CBA)”，簽約加入“有工資帽限制的封閉聯賽”。足球運動員也可以這樣做。

“里貝羅的案例，恰恰說明我們不該走到這一步，因為當前的不確定性，正威脅著整個足球生態系統，”前球員、現任英格蘭職業足球運動員協會(PFA)首席執行官的馬赫塔?莫蘭戈表示，“裁決中有一段話，即使是非專業人士也能看懂：它明確告知國際足聯，作為私人實體，它沒有‘制定雇主與雇員關系規則’的授權——事情其實就這么簡單。”

“法院已明確，國際足聯不能再單方面制定雇傭規則。但根據歐盟法律，存在‘奧爾巴尼豁免權’：擁有市場主導地位的私人實體，可制定‘與歐盟法律相悖的規則’——但前提是獲得雇員同意。換句話說，只有當私人實體與工會達成集體談判協議時，才能這樣做。這適用于任何行業，無論是水管工，還是足球運動員。”

莫蘭戈解釋，“奧爾巴尼豁免權”允許雇主和雇員“實質退出歐盟雇傭法”，但需滿足兩個條件：雙方達成一致，且目的是“改善工作條件和雇傭條款(如薪資)”。

但足球運動員清楚，“自由”是雙向的——他們也重視合同穩定性。若國際足聯向工會提出“禁止球員在賽季內違約”的規則，談判可能會迅速達成。

足球世界的事，從來不會這么簡單，不是嗎?遺憾的是，國際足聯與FIFPro的關系并不好：FIFPro歐洲分部已聯合歐洲主要聯賽，就“國際足聯未充分咨詢球員負荷問題、擅自調整國際比賽日歷”，向歐盟委員會投訴。而國際足聯則明確認為，FIFPro“不能代表全球所有球員”，因此未必是協商集體談判協議的合適對象。

國際足聯的處境本就艱難——其許多成員協會來自“不允許成立工會”或“勞動權利記錄糟糕”的國家。因此，我們只能等待國際足聯裁定“里貝羅需向馬梅洛迪日落支付多少賠償金”：

若金額被普遍認為“合理”，那么RSTP將得以保留(直到下一次“不合理賠償裁決”出現);

若南非俱樂部獲得的賠償金，成為杜邦“徹底推翻舊體系”的導火索，足球轉會規則或將迎來徹底變革。